如果你知道白求恩,就不能不了解她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发布:2023-08-21 20:11:57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严粒粒

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加拿大朋友,我们都知道白求恩医生,但大家不一定知道她。


(相关资料图)

图源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微信公号

8月21日早上6:0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官方发布了一段话:

惊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逝世,我们谨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伊莎白·柯鲁克女士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伊莎白·柯鲁克女士亲历、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她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铭记。

谁是伊莎白·柯鲁克?她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渊源?

如何理解享年108岁的她?她为什么会说“我是加拿大人,但我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祖国。但我对中国共产党同样充满深切的热爱”?

01

2019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当天新华社发出的大合照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站在了最右边。她脖子上挂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这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她,就是加拿大友人——伊莎白·柯鲁克,一位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过新中国成立的世纪老人。

得知伊莎白去世的消息,浙江国际频道融媒体部主任刘臻心里一沉。自从和伊莎白相识,她常常会给老人寄去围巾、帽子之类的小礼品;每次,伊莎白也会托儿子表达真诚的谢意。

面对记者,刘臻回忆:“在拍摄电视纪录片《我母亲的中国情缘》之前,我并不了解伊莎白。拍摄这部片子,源于一场意外。没想到今后,再收不到老人的讯息了……”

电视纪录片《我母亲的中国情缘》截图,图源网络

缘分始于2021年。电视台拍摄专题节目,刘臻和团队们的拍摄目标,锁定杭州湘湖边的高帆摄影艺术馆。

高帆,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地摄影记者、画报编辑、党史和战争史的整理者。1922年,他出生在萧山的一户贫农家里;1938年底,高帆主动申请前往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太行山区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当宣传干事;1939年,他拿起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照相机,走上了战地摄影记者之路。

采写高帆事迹的过程中,刘臻在一批档案史料中,“遇见”了伊莎白。那时,伊莎白已经获得了“友谊勋章”。

“当时就被伊莎白的故事震撼了。所以,我们才有了采访计划,也见到了伊莎白的儿子,和她本人。如果不是预先了解过,很难把眼前亲切、简朴的老人和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身份联系在一起。”感动两个字,是刘臻再忆当年见到伊莎白时,留下的最深刻感触。

刘臻说,伊莎白的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园中,一幢已经快和新中国同龄的老旧教工家属楼里。她和丈夫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来后,便从未搬离,家里也旧旧的,没什么高科技的家电,一台座机电话无处可放,用一张独凳临时搁着。房间里最值钱的莫过于一台液晶电视。

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记者去伊莎白家中采访时,百岁老人身穿带着补丁的睡衣,睡在不足1米宽的铁丝床上。她原本有机会搬进条件更好的单元楼,但她许多次拒绝了学校的好意。

那天采访,还有一个细节让刘臻感慨万千。“我们需要一个镜头,是请老人的儿子把‘友谊勋章’挂在母亲的脖子上。那一刻,伊莎白一直喃喃自语‘it`s heavy,it`s heavy’(这太重了)。”

一枚沉甸甸的徽章,属于伊莎白,自有其必然。

所以刘臻感慨:“中国人除了知道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应该知道伊莎白。”

青年时期的伊莎白,图源网络

02

时间回到1915年12月15日,小伊莎白出生在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曾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父亲饶和美、母亲饶珍芳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叫“饶素梅”,寓意善良淑美,顽强如梅。

生于成都,长于成都。受父母的影响,伊莎白从小就目光向下。三峡的纤夫、码头的苦力、茶马古道上的脚夫、妈妈参与创办的盲聋哑学校里的残疾孩子……她对中国普通民众的苦难充满了深切的同情。

1933年,从华西坝的加拿大学校完成高中学业后,18岁的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几乎是中国最兵荒马乱的时候,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到成都。

她大学学的是儿童心理学。战火中,她坚定地转向研究人类学。因为她希望通过人类学研究,找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

四川汉源赵侯庙,到理县八什闹,再到重庆璧山兴隆场。三次田野考察的地方,几乎都是在中国最贫穷、最困苦、最偏远的地方。

田野调查过程中,她学会了少数民族的土话,能与人交流了;那时,村里的藏族老百姓很多事都靠牦牛,伊莎白发现村民们用手捻把牦牛的毛纺成线的效率特别低,就特意从成都背了个纺车送到村里……

这段经历,让伊莎白和乡亲们结下真挚的情谊,也让她初尝人类学研究的苦涩、收获珍贵的素材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伊莎白深知,中国要翻开新的一页,必须对症下药。

年轻时的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影。图源网络

1940年,伊莎白在华西坝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大卫·柯鲁克。作为白求恩的好友,大卫受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和共产国际的派遣,于1938年来到中国。

在柯鲁克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采取革命手段,领导者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伊莎白,从此,她将目光投向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1941年,伊莎白、大卫相约,重走红军长征之路。泸定铁索桥头,是两人的定情处。

1942年,伊莎白·柯鲁克和丈夫大卫·柯鲁克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并在英国结婚。1947年底,在参加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后,夫妻俩再次回到中国,到晋冀鲁豫解放区考察和报道土改运动。

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只打算在中国呆18个月,却没想过,真实的时间会是永远。

《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王烁 译,三联书店出版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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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底,他们到达了太行山区的河北武安十里店调研土改。在这里,他们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当地土改的全过程。

早年,伊莎白的丈夫大卫·柯鲁克曾经撰写过一部《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书写着他们在十里店的见闻。无疑,这是夫妻俩的真心话。

书中有一章节,名为《十里店的八个月使我必须否认,农村生活存在着“愚昧”》。在文中,他写道:

“我最初不理解的贫穷的另一产物是农民家里又少又小的家具。我奇怪,为什么用这些只有大约四英寸高的小凳子而不用更舒服的椅子呢?村民们耐心地向我解释:做个小凳子更省木料,而木头又少又贵。我37岁了,是大学毕业生,多少学过点经济学,却从没考虑过这类问题。”

“在‘被世世代代以来的负担压弯了腰……背着整个世界的沉重’的生存条件下,现在解放了的农民生活着、劳作着。我曾看见一个十到十二岁的男孩挑着两桶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大摇大摆地走着。‘让我试试。’我说。结果水的重量压得我几乎站不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共产党游击队从太行山而来赶走地主、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前,女人并不被当成人看待。一位妇女曾对我们说:‘如果有人到家门口来要见当家的——当然是男人,他会喊:有人吗?假如男人不在,屋里的女人就会说:没人。共产党来之前,我们女人不算人。丈夫脱下鞋来打我们,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在共产党领导我们成立妇女委员会为我们撑腰之前,境况就是如此。”

“即使受到贫穷的限制,农民们依然大方好客。每当我们路过某家进去聊个天,村民总是礼貌地邀请我们坐在小凳或炕上,端来一碗热水——这可是从井里打上来、在炕炉子上烧开的,非常珍贵。我爸爸曾和我谈起‘中国的所有茶叶’,而十里店的农民一滴茶也没喝过。”

……

大卫与伊莎白在十里店期间所借住的人家。大卫·柯鲁克摄 图源网络

究竟什么是贫穷?什么是比贫穷还可怕的东西?幸福又是什么?没有什么,比亲身见闻更令人震撼的了。

伊莎白和丈夫体会了解放区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亲见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被消灭,也体会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独特魅力。

也许正因如此,调研结束临辞归国之际,夫妻俩才会接受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的深情挽留,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并留在中国任教,帮助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04

这一辈子里,伊莎白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材,编撰了《汉英词典》,为新中国培养出上千名外交官,将几乎全部工资用于资助贫困学子……

不仅如此,伊莎白在1981年退休后,还和丈夫一起,多次深入新疆、内蒙古等地义务讲学,为当地高校和外事单位带去先进的英语学习方法和教学理念。

同时,她也重回十里店,多次往返重庆璧山收集资料,出版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等人类学专著,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

1947年底,伊莎白对太行山脚下的解放区进行田野调查,身穿土布军装的她骑在马背上,拉着缰绳。图源网络

伊莎白的故事说到这里,便收尾了。

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她遭遇过旧中国的战乱和民不聊生,也参与了开国大典,经历了新中国的腾飞。

扎根中国大地这些年,伊莎白亲历、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并用一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教书育人,桃李芬芳,直到怀着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热爱与眷恋安然辞世。

图源网络

去年,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出版。作者谭楷追寻伊莎白百年间在中国的足迹。

在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95岁的藏族老人一个音符不差地吟唱出80多年前伊莎白教的英文儿歌;在重庆璧山区兴隆场,年届百岁的老太老泪纵横地告诉谭楷,伊莎白早年创办的识字班改变自己的一生……

谭楷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偏远角落,历经半个多世纪,伊莎白留下的鲜明色彩至今没有褪色。

然而,相比写进课本的白求恩,了解伊莎白的人似乎并不多。

也许是她太低调了吧。但这不妨碍人们说她伟大。可每每这时,她会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

伊莎白的一生足矣证明,这是她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而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走近她、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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