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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时候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成年后以另外两事载入史册，一是以保守派领袖的身份反对王安石变法，二是以文学家、史学家的身份主持编纂《资治通鉴》。
针对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的反驳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宋史》)”他认为天下财富是个定量，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国库之中，你若想充实国库，如何能做到不与民争利呢？
因神宗信任王安石，司马光便辞去了枢密副使一职，回家潜心编纂《通鉴》一书。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命司马光主持编纂《通鉴》，不久英宗早逝，继任的神宗又一头扎进了法家“富国强兵”的哲学中，司马光便不由加快了著书步伐。书成后，他顺势呈上《进书表》，表示自己“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这部日以继夜赶出来的《通鉴》记载了从“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一千三百多年间的历史，作者以史为鉴，欲借“萧规曹随”等典故来提醒神宗恪守祖制，神宗阅后亦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便是今天《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
当时，保守派在司马光的努力下形成了一股合力，王安石被迫两次辞去相位。哲宗继位后(1085)，临朝听政的高太后毅然启用司马光为相，数月间新法尽废，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司马光只知一味守旧，对冗官冗费等问题却拿不出具体办法，这无疑给改革派落下了口实。
宋朝，不觉间已步入党同伐异的时代。
